在北京“三伏天，贴膏药”，这是忘不了的事。北京地处北方，冬季气候寒冷，过去取暖设备又比较落后，导致关节炎、鼻炎、慢性流感等寒症流行，因此有“冬病夏治”“未病先治”的意识，即使进入现代社会，每年一到头伏，各医院贴膏药的人仍川流不息。

    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大家热衷贴膏药，可在日常话语中，膏药的名誉却不高，比如“跟贴膏药似的”，用来形容一个人不恰当地热情，而“狗皮膏药”简直就是一句骂人话了。

    中国膏药历史悠久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便有贴剂，该书大概写于公元3世纪左右，当时巫医不分，在1万余字记载中，有不少迷信内容，但提出103个病名，存药方283个，用药247种，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。

    然而，后代膏药虽有发展，却没能进入主流，相比于丸药、饮片的普及，膏药能治疗的疾病太少，主要是皮肤病等。晋代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记载了“成膏”做法，这是我国最早的铅膏药记载，用来“去脓生肌”，这种膏是黑色的，又称“乌膏”，可到了唐代，医书上却记为“赤膏”，可见工艺不完善，油脂与铅丹未能充分皂化，所以变成了红色。

    《本草纲目》首次记载了铅膏药的具体制作方法，李时珍本人视力不佳，晚年常用铅膏药自治，他认为膏药可以“内病外治”，但没引起医学界的重视。究其原因，源于中国当时铅丹制作技术不过关，纯度太低，影响了药用效果。

    一般来说，熬制铅膏药所用铅丹纯度应不低于80%至85%，日本目前仍保留有鉴真法师带到日本的唐代铅丹，1950年代，日本学者对此进行化验，结果发现其质量很低，氧化铅含量只有26.2%。

    然而，到了清代，铅丹制作技术突飞猛进，先制成密陀僧（一氧化铅），再炼成红褐色铅丹（四氧化三铅），纯度可达90%以上，具备了外用药的条件。        所以，清代后期名医吴师机大力推广，先后呼吁了数十年，主张“外治亦有理”，可由于史书无载，正统医家不以为然。

    事实上，贴膏药有独到优势：首先是安全度高；其次是施用方便；第三是不良反应少，不像许多良药，因为苦口被患者拒绝；第四是价格低，远比汤药划算；第五是确有疗效。在西方，中世纪时膏药便被广泛使用，“洋膏药”还曾输入到中国。

    虽然主流医学界对膏药颇为蔑视和排斥，可到清末民初，它还是迅速在社会底层流行开来，早期曾用狗皮敷用，时间一长，腥臭无比，致其名声不佳。其实，西方人也用狗皮做膏药。

    膏药是自下而上推广起来的，属于不看广告看疗效，在话语空间中处于弱势地位，也属正常。